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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困局呼唤大智慧  

2006-01-19 15:10: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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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困局呼唤大智慧 
 
 
             中国青年报《经济时评》
 
  建设和谐社会,最难的就是如何破解“三农”困局。年前年后,舆论对“三农”的关注有两个热点:

  一是新年起全国取消农业税,舆论普遍持赞同态度。事实上,去年一年内,全国至少有28个省(市、区)已提前取消了农业税。
 
  二是去年农资价格与粮价同步上涨,甚至出现前者涨幅高于后者的现象,吃掉了部分种粮直补款不算,部分地区的部分农民增产不增收。由于资源价格改革已启动,化肥、薄膜等大宗农资的生产恰以石油、煤炭、电力等资源型生产资料和能源作为原料,拉动今年农资价格继续上涨几乎不存悬念。如此一来,政府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扶农举措是否会被涨价因素所消弭?

  既然话说到“消弭”,还该以更大的视野进行讨论。

  我查了一下,此轮减“农负”最早起步于农村费改税,始发于1999年。从安徽试点到全国推开,“减负”内容则相继扩大,发展为最终连农业税也一起取消。

  我还算了一下,从1999年到2005年年末,费与税两项累计减“农负”超过1000亿元,摊到全国每个农民头上人均受益120元。这还不包括政府财政每年实施的种粮直补等“三项补贴”使农民直接受益的另一本账。

  可在肯定政府作为的同时,亦无法回避另一个新的矛盾:即许多农民似乎没有感受到减“农负”带来的直接好处。更有甚者,从1999年到2004年,“三农”问题总体呈继续恶化态势,否则无从解释中央正视和缓解“三农”问题的决心和举措这两年一再加力、加码。

  那么为何会出现更大范围的“消弭”呢?依我之观察,捡大的原因阐述两条:

  一条,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系半个世纪的积累演变所生。从2600年前中国开始征缴农业税起,历朝历代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过“三农”问题。仅就当代“三农”问题而言,本质成因至少涉及农地制度设置、乡村治理结构困惑、城乡二元社会矛盾、国家工业化长期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互相脱节、乡村自治民主政治制度发育迟缓等等大问题。其中,又以农地制度设置和乡村治理结构困惑这两大问题最为头痛。

  再一条,按下葫芦浮起瓢-----改革不配套。农民有8亿,农村与城市的面积比是60∶1,农业始终是弱势产业。这些因素,客观导致中国现阶段已凸显并尚在发展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都与“三农”问题有直接或间接关联。而且,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所派生的各种新矛盾或旧矛盾的“变种”又与“三农”问题互相交织,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直接遭致任何事涉“三农”的改革举措一经推出,均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局面。

  举个例子:去年夏天不少省区稻田大面积“断水”,不是干旱导致无水可灌溉,而是农业税取消后村级水利费无处着落。加上农业税没了,财政转移支付又不足以维持乡村政权的开支,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乡村干部的既得利益。结果呢,集体的水利设施无人管理和运作,大量农户被迫打开了“水仗”,许多地区的农民因此而欠收。

  其实,“水仗”背后隐藏着3个矛盾:水利费从哪个渠道列支;管理和运作的空缺归谁填补;乡村机构消肿如何推进。仅解决不打“水仗”,就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配套改革,就整个“三农”困局之破解,涉及面之广不言而喻。改革不配套,“消弭”实难免。

  也许正如上所述,社会舆论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破解“三农”困局的诚意从不质疑,但对效果持有一定的怀疑。近期担心农资涨价抵消取消农业税之成果的网上议论,就属其一。

  前文所及,破解“三农”困局,最核心的难题在于农地制度设置和乡村治理结构再造。相信以改革开放为中国所带来的“大视野”,高层对此看得更清晰。反过来,从小岗村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始发的农村大包干始,直至目前全面取消农业税,20多年农村改革一直遵循“渐进”原则。一系列改革举措反映在面上,它似乎主要依赖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操作套路……

  是改革推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问题么?是不敢“长痛不如短痛”-----直接“治本”么?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初始力量来自体制内部,“体制”对改革的认识本身就依赖改革的推进而逐步深化。就是到今天,我们仍然看到,缓解“三农”矛盾似乎仍然只有政府在独立承担。

  仍以“水仗”为例说事。浙江取消农业税全国最早,2000年就有动作。去年多个省出现“水仗”麻烦,浙江出现更早。浙江财政有钱,平息“水仗”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政府财政出钱直补。但浙江没这么简单化操作。

  制度创新分为4种形式:引导农民创建乡村水利同业公会(非政府组织),专理“水事”;将乡村水利设施出售给民营的水务公司进行物业化管理运作;村民组建股份化水利公司自我运作“水事”;体现于政府职能转型,财政资金重点用于乡以上干渠和重大水利设施投入。结果,浙江不打“水仗”不算,无意中还为将来乡村治理结构再造(农事农民自理)提供了有益尝试。其次,乡村集体水利设施的产权落地难题也迎刃而解。

  至于农资补贴,今年当由以往的补贴生产与流通环节果断改为直补种粮农民。否则,农资补贴多半打水漂,落入利益集团的腰包。譬如仅去年8月,一方面化肥紧缺涨价,一方面国有“大化肥”出口同比增长120.8%。你说荒唐不荒唐?

  综上所言破解“三农”困局,除了梳理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利益纠葛,还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政治智慧,需要机构与社会、官方与民间就农村改革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集聚改革的合力,需要引进“第三方”参与其中,需要跳出“三农”本身同步推进各项改革。

(责任编辑: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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