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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转贴《袁伟时: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   

2006-12-13 10:59: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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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宁转贴《袁伟时: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 
 
          作者:张学军 (搜狐编辑)
 
  央视播出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广泛反响,赞者如云,贬者也甚众。如何看待这部片子的价值,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受访时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此片应整体肯定

  张学军:袁先生好。看过《大国崛起》吗?

  袁伟时:我没有看电视,翻了一遍解说词。

  张学军:我一直也没有看电视,后来看到许多赞誉有加的评论,仍然没有产生关注的兴趣。直到看到一篇激烈批判《大国崛起》的文章,反而引发了去了解它的兴趣。这篇批判文章是黎阳写的,题目是《岂有此理大国崛起》,措辞激烈。但我看了这个片子后,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袁伟时: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对这部片子整体应予肯定,它是一个好的电视片。片子采访了中外100多位研究有关历史的学者,是学术与媒体合作的产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大体说清了世界上那些大国的兴衰过程。

  张学军:感觉这部片子对历史事实是比较尊重的,区别于那种肆意歪曲历史的做法。

  袁伟时:它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还算恰当的取舍。通过对这些史实的叙述,把这些国家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基本上讲清楚了。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是有帮助的。

  这部片子的总策划麦天枢说他们的创作意图是希望建立历史理性,一是让中国人懂得“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二是懂得妥协;三是了解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重要性。我想片子大体上达到了要求。

  《大国崛起》的三个缺陷

  张学军:任何一部作品肯定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从您学者的眼光来看,《大国崛起》这部片子有些什么不足之处呢?

  袁伟时:我对它不满意的地方,是有些问题谈得比较片面。

  第一,片子讲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化必须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这样就要建立统一的国家,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光讲这一面是不够甚至是危险的。还有不可或缺的一面是地方民主自治。忽略了地方民主自治的重要性,必然走向专制,危害国家发展。连清末到英国考察宪政的大臣都知道:“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清末筹备立宪史料》第11页,中华书局)清末新政把推行地方自治列为预备立宪的基础工作之一。地方能够充分自治,正是一些国家能够兴盛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西方一些国家从中世纪起,地方民主自治就是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重要制度;公民自由权利得到保护,他们创业的积极性才会高涨起来;这一点,对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实现地方民主自治,民主宪政才有基础;单纯强调集中,权力没有制衡,无法形成真正的现代国家。

  第二,关于大国“领袖”的作用。“领袖”,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严格或准确说来应该用“政治家”这个概念。政治家是重要的,在同等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家的决策正确与否影响深远。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本可以选择做国王,他有充分的民意支持,但是他没有那样选择,他选择了维护民主宪政,而且及时隐退。在制度选择上,政治家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政治家做出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选择?华盛顿之所以做出那样的选择,是和五月花号从欧洲带往美洲的宪政文明、自治文明分不开的。当时十三州是层层实行民主自治的。

  张学军:就是说,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

  袁伟时:对,政治家的选择往往体现了某种制度和文化的积淀。不能再有意无意为领袖崇拜开路。中国或外国,有关的教训太多了。领袖自己及其崇拜者都渴望仰视;政治家是公仆,不但与公民平等,而且必须谦卑,必须接受公民定期选择和随时随地的严格监督。

  我对此片第三个不满意的方面,是片子有较强烈的“富国强兵”的味道。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要实现国强民富,后面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没有正确的制度做保障,光从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侵略、掠夺别国,屡见不鲜。片子对这个问题强调得很不够。其实所谓九个大国中,三分之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1.日本。片子强调它通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了,却对于其制度当中的严重缺陷缺乏深刻的揭露——有宪法没有宪政;军队不属内阁管理,元老干政,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天皇御前会议决定;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成了通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基础。不少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特别是中国受害很深。

  2.德国。片子集中展示了德国统一的过程,但是它在统一之后没有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这是希特勒、纳粹能够崛起的深层原因,片子对此缺乏深入分析。

  3.俄国。从彼得大帝改革到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体制,都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彼得大帝及其继承人把东正教变为自己恭顺的奴仆,建立起一个专制的大帝国,始终不能成为领导历史潮流的一流强国。片子歌颂斯大林时期经济、军事力量的飞速发展,没有指出这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苏联只有74年的寿命不是偶然的。那里没有民主宪政,公民的自由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最终给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一夜之间就垮掉了。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片子却回避了。

  4. 法国花了70多年才巩固了民主、共和制度。

  5.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才民主化的。

  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了。这是这部片子最严重的弱点。

   此片不能说是代表官方立场

  张学军:您对《大国崛起》上述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但是我想,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如果制作者试图向民众传达某种思想,他们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袁伟时:他们确实不容易,应该理解和体谅。所以我一开头就说,这个片子应该总体肯定。挑毛病旨在打补丁。

  张学军:据介绍,此片创作的背景是2003年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那次的主题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发展经验;大致也是在那个时候,郑必坚正宣传其“和平崛起”理论,此片显然是受此启发而作。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片子可谓一件主旋律产品。

  袁伟时:应该确立一个观念:除了党委和政府自己制作的宣传品,其他的东西都不代表官方。这个界限不划清,创作自由就会落空。因此这部片子不能说是代表官方立场。不过,能够在央视播出来,表明它与主旋律不是背道而驰的。

  张学军:但是“和平崛起”理论后来在国际上反响不好,比如李光耀就认为:你崛起了,就意味着别人比你矮一头了,那么人家就面临威胁了。所以这一理论无意中助长了早已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因此,后来很长时间,“和平崛起”论销声匿迹了。而此片历经三年制作之后播出,表明中国继续怀抱不灭的大国梦。

  比《河殇》差了一大截

  张学军:很多人把《大国崛起》与《河殇》类比,无论是赞扬它的或者批判它的。您如何比较这两个片子?

  袁伟时:《大国崛起》比《河殇》差了一大截。《河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追寻历史和文化根源很深。尽管如此,《大国崛起》还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素材。在这个片子里出镜的,大都是对历史真正有研究的学者。

  张学军:虽然《大国崛起》所论都是中国之外的国家,而且似乎刻意避免涉及中国,但是正如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所说,此片的意图就在于为中国崛起提供借鉴。现在撇开这部片子,单论中国有无必要崛起?如有必要,那么有无可能崛起?如有可能,那么将会以什么方式崛起?

  袁伟时:中国经过许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国力今非昔比。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国内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自由是一条重要经验。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就是因为扩大了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这一条,经济发展就会落空。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是从农村搞起的,然后转向城市。中国要进一步崛起,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人类在前进,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世界各国实现共赢是可能的。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存在各国发展快慢不同的对比态势,世界格局将随之逐步调整,彼此互相适应要有一个过程。各国发展的快慢,决定于谁的制度更具先进性。比如印度常被用来作为民主国家发展不好的例子,印度执政的国大党推行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垄断之下,贪腐盛行,市场经济和权力相结合的结果是国家发展受损,直到90年代初才惊醒,改革推动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当今世界范围的竞争,对各国来说是有好处的,竞争的效果暴露了不同国家内部制度的弊端大小和改革的进程快慢。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改革进行到今天,政治改革变得十分迫切。在制度改革和建设上,我们现在也无须要求更多,只要能够切实履行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的那些承诺就好:经济上遵守WTO的规则,政治上遵守我们签了字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比如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按照这些标准来改革,就是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康庄大道。

  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张学军:电视是重要的传播媒体,学术与电视合作会有利于思想的广泛传播。《河殇》曾经影响了一代大学生,至今仍常常被提起。《大国崛起》这个片子应该也能起到一些思想启蒙的作用。

  袁伟时:知识分子是生产思想的,而思想的影响往往是长远的。过去梁启超、鲁迅力主改造国民性,后来有些人似乎没有全面理解他们的主张的内涵,从而反对他们的主张。其实,所谓国民性不过是当时的主流思想文化状态;所谓改造国民性无非是推动思想文化变革,不是洪水猛兽。如果改造国民性是强迫进行的,那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先驱们提出的是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去除那种深入骨髓的奴隶意识,这是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担当的历史责任。现在没有必要再提改造国民性的口号,可是应该理解先驱们的苦心和历史功勋。

  我赞成努力推动思想文化变革,坚持启蒙,开民智,特别是开官智。官员是国民的一部分,开官智与开民智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毛泽东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更重要的是教育官员。传统的和新兴的传媒,大学和其他教育、研究机构,有责任有义务推动思想的更新和传播。《大国崛起》所以值得称许,就在于体现了传媒和学者牵手,致力于观念更新。

  张学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有一种现象,一些人热衷走上层路线,好为“帝王师”,大概还在沿袭过去康有为的思路。您如何看待他们?

  袁伟时:向政府官员直至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或批评,这是公民权利,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他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去提呢,还是以恭顺的姿态去讨好权力。这两种姿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2006年12月9日 星期六

鲁宁注:好思想、好观点值得广为传播,也请光临寒博的广大博友广为传播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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