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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新著:《鲁宁视线》(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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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升官新考  

2006-02-06 21:34:44|  分类: 中保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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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和升官新考

  鲁宁

  “庙堂异数”仇和由县级市书记升任地级市书记后,我曾写过一篇《仇和升官考》,参与“仇和现象”的议论。

  此番仇和由地级市书记升任副省长,我再写一篇《仇和升官新考》,就仇和擢升的价值判断再来凑个热闹。

  出征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古代、近代、当代,凡改革者常常好心不得好报。仇和似乎是个例外。

  改革因牵涉旧有利益格局重组而伤人筋骨,必遭致激烈反抗令改革者四面楚歌。君所见,主张改革并义无反顾推进者通常下场可叹。仇和主政宿迁政务树敌甚多,就是在体制内部,其所作所为也很难被同僚广为认同。故,仇和此番挤进“高干序列”令人颇感意外,继而引发人们诸多“美好想像”。

  省至乡,地方四级班子换届提前启动,擢升副省长者非仇和一人。舆论独独聚焦仇和,不在于这位树敌甚多的前市委书记能够获得高票晋级,而在于众媒体愿意将此解读为官员选拨价值取向的某种“积极变化”。

  媒体的“善意”可鉴日月,但实情未必如此。“积极变化”之说感情色彩过浓--选官的制度并未出现实质变化。

  改革至今,改革官员多且级别高的年份要算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但事后回首“善终”者寥寥。九十年代直至进入新世纪,改革官员(以广受争议为标识)逐年锐减。数的上来的,诸城的“陈卖光”(陈光)算一位,长治的吕日周也算一位,再下来就是一度主政宿迁的仇和。所以,舆论对仇和的关注更多是缘自于“仇和”的稀缺--也即“庙堂异数”越来越少。我想,这样解释比感情用事要客观些和理性些。

  与吕日周有别,与“陈卖光”颇相似--仇和主政宿迁也以“卖”字开道。对国企,仇和的办法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仇和不但卖国企,还卖医院、卖学校、“卖”其它人浮于事有名无实只图吃财政拨款的所谓“事业”......

  仇和“一卖到底”,甚至连幼儿园都不予放过,其卖的动作之猛、范围之广,以“陈卖光”作参照,实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卖的过程就是重洗“利益牌”的过程,但仇和遭致的“对抗性反弹”却小于“陈卖光”。这并不难理解,只怪陈光之“卖”发生于十四大与十五大之间,当年人们对改革的承受力哪能跟今日作对比。也许正因为如此,仇和今天的阶段性结局要比“陈卖光”好。

  尽管仇和的改革之举遭到既得利益受损者的反弹与抵制,甚至有人在网上质问仇和“你是否还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但仇和却仍能在江苏人大年会上高票擢升,这恰好说明,这个省的人大代表对改革的路径依赖有只可意会不必言说的认知和取舍。在这里,票决背后的民意巧妙地回避了无聊却带有风险的“口水仗”。

  仇和离开宿迁时,那个地方仍然是江苏的“西伯利亚”,但我们不必计较仇和改革的有限(局限)性和改革成果的欠显著。对改革和改革的官员,其价值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得到过程性确认。

  舆论普遍对仇和履新后的改革新举持有厚望,而就我所察,副省长的“活动空间”远未及市委书记的“活动空间”。而且,今年是地方班子换届之年,明年则要召开十七大,这个期间,“求稳”才是各级官员普遍的行为选择,因此,至少在2年间,人们不可对仇和及“仇和”们期望值过高。

  2007年之后,仇和及“仇和”们是否会成批涌现也不好预测,它取决于未来中国改革的实质内容和走向。仇和的多与少都只是改革的过程现象,惟一可展望的是,当改革完成之日当属“仇和”们完成历史使命之时。那时,以“个性”为施政特质的一代官员已无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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