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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警频发的思考  

2006-07-14 15:38: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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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袭警频发的思考

                                    鲁宁:7月14日中保专栏文章

  近年来,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喊出“不许动,我是警察”这一标志性警告语后,许多人不但不接受审查,还扬言“警察咋了?”更有甚者竟叫嚣“警察?打的就是警察!”上面这段文字不是我编的,是今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暴力袭警频发,法律专家分析八大原因”一文的开场白。

  7月10日晚至11日凌晨,贵阳市再发暴力袭警事件,数百人砸坏警车10余辆。据当地官方媒体报道,此案事起拒办暂住证的外来民工被联防队员打伤。暴力袭警案发频率日高,每闻此类新闻发生,百姓的情绪十分复杂。

  暴力袭警各国都有发生,区别在于是个体行为还是群体行为;偶然行为还是带趋向性行为。显然,后二者对社会的危害远远大于前二者。然而,频发的袭警行为不只是对警察构成人身威胁以及对警务权构成挑战,更让警察寒心的是,遇到袭击时围观者很少有人施以援手,甚至起哄胡闹看笑话。我再援引一段《人民日报》的文字:“河北石家庄一名防暴警遭到歹徒袭击,向围观者大呼求救报警,但没有一个人帮忙报警……”

  袭警造成的社会危害自不待言。针对袭警频发,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将其归结为“法律资源正受到严重挑战,社会公共道德感在退化。”这段话说得没错,但它只是袭警频发的表面原因,尽管符合因果逻辑关系,却没有涉及到警察权何以受到挑战、社会公共道德感何以出现退化这两个更深层的问题。

  虽说国内现行刑法没有专设“袭警罪”,有关方面和社会舆论围绕是否该新设此罪名发生着激烈的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以个案或群体形式出现的暴力袭警案件,一旦得到法院确认,对当事人及为首者的打击是绝不手软的。问题在于,我国群体事件中的警察角色定位很难也“不方便”明确界定,造成警察介入群体事件时,何种情形下可使用警械、何种情形下不能使用警械的法律界定十分模糊。举个例子,2005年9月,西安市警方专门向社会公告:“在以后工作中,民警将坚决依照法律赋予的权限,果断使用警械,对挑衅法律权威者严惩不贷。”分析一下上文这段公告用语,口气似乎很硬,但底气却显不足。“在以后工作中”是个病句——正常工作中是无须果断使用警械的;严惩不贷不是法律语言,而是典型的人治口号。

  依现有国情,尽管对“袭警罪”存有争议,但真想设置并不困难。制止刑事犯罪过程中发生袭警,尽可罪加一等数罪并罚。困难或尴尬的是,平息群体性事件时出现的“动手动脚”或“警民冲突”如何与袭警加以区分,由谁出面加以定性?而背后的一个更大困惑和尴尬是,群体性事件与社会转型期新旧矛盾积累交织直接关联,二者呈线性正相关。

  从古到今,中国人治水一直有两种思路:一是堵;二是疏。当代中国有个名记者,研究中国人的治水得失后提出,治国如同治水。受此观点启发,我以为,保护警察人身安全直到实现社会和谐,也贯穿一个“治”字,也有个堵与疏的选择。选择堵,闻袭警频发设“袭警罪”;闻袭税务频发设“袭税罪”;闻袭工商频发设“袭工商罪”……这当然成,只是……选择疏,设置民意表达和排解的制度渠道,让民权得到充分保障和保护,如是,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尚未生成已被消弭于萌芽阶段。这个时候,这种境界下,袭警作为个案仍不能消除,但袭警继续频发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现有国情所致,疏也已经不易,因为也涉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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